广州管圆线虫又称鼠肺线虫，因最早从广州褐家鼠和黑家鼠肺动脉中分离而命名。广州管圆线虫侵入人体神经系统，造成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最早的人体感染确诊病例报告于1945年。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其公共卫生意义并没有得到关注，直到太平洋岛屿上出现多次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暴发，并在部分死者中枢神经系统中分离到广州管圆线虫幼虫，广州管圆线虫和脑膜炎的关系才被建立起来。我国最早的确诊病例是报告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1997年之前共报告的病例数几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2001年以前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是最早系统开展广州管圆线虫病的研究机构之一。近期吕山等在Advances in Parasitology刊文（Control of eosinopilic meningitis caused by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in China）系统阐述我国在广州管圆线虫病相关领域研究进展。

1992年中国大陆第二例病例就是在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得以确诊。

1997年温州出现首次广州管圆线虫病暴发，该所受上级委托成立了专家组，该所所长任组长，赴温州进行疫情处理，确认福寿螺是此次疫情暴发的原因。温州的疫情暴发和处置在我国广州管圆线虫病防治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首先，这是该病第一次在我国大陆以暴发形式出现。其次，暴发发生在城市饭店聚餐，表明该病已不再局限于农村地区。最后，福寿螺作为一种外来入侵生物推动了本地疾病的流行与传播。

2003年在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支持下，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开展了一系列基础研究，包括形态、遗传、生态等领域，同时针对福寿螺解剖特点创建了“肺检法”和分子诊断方法。同时，科研人员收集了我国广州管圆线虫病相关学术论文、论著等，对我国广州管圆线虫病流行病学进行系统性回顾，了解了疾病发生特点，为后续防治奠定了基础。

2006年北京出现广州管圆线虫暴发，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派专家协助北京对市售福寿螺的检测，并发现了广州管圆线虫，为采取进一步防控措施提供了依据。该暴发引起了卫生部的高度关注，委托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立即组织召开了全国广州管圆线虫病专家研讨会和全国培训班。随后，在全国160多个县开展了抽样调查，首次阐明了我国广州管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的分布现状，明确了福寿螺和褐云玛瑙螺在自然界中传播广州管圆线虫的作用，为防治工作提供了依据。在全国调查基础上，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率先完成了广州管圆线虫线粒体基因组的测序，完成了广州管圆线虫和福寿螺的种群遗传学并模拟了扩散途径，构建了气候情景驱动的扩散动力模型预测广州管圆线虫及福寿螺向北扩散速度及路径。

2008年大理出现了广州管圆线虫病暴发，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派专家协助现场调查和临床诊断。通过对临床资料的深入分析，参考国内外对广州管圆线虫病的诊断论点，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提出了诊断原则，并在卫生部的支持下，完成了《广州管圆线虫病诊断标准》起草（2010年颁布实施）。

2009年，在充分研究基础上，在诊断原则达成专家共识的情况下，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正式启动全国广州管圆线虫病症状监测与预警试点工作。在该试点工作中，寄生虫病所在监测试点城市设置了常规的螺类食品监测试点工作，由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完成。应用“医院－疾控部门”联动机制（相互通报疫情）是该项工作的一次尝试，探索可行的食源性寄生虫病监测的工作模式。该项工作的开展标志着寄生虫病所在广州管圆线虫病防治工作中由基础科研和应急处理转向常规化的疾病控制工作。

为了解决基础科学问题和防治问题，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仍投入精力在科研上，在广州管圆线虫与宿主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全球率先完成广州管圆线虫主要传播媒介褐云玛瑙螺的基因组测序，在2016-2019年借助外来生物入侵专项调查对全国福寿螺和广州管圆线虫开展了第二次调查。

    自2003年以来，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在广州管圆线虫病研究方面培养了5名硕士、1名博士和1名博士后，共发表学术论文45篇。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为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1000余人次培训，推进了广州管圆线虫病防治能力建设。其研究对国内外同行具有借鉴意义，部分技术在国内外广泛应用。

    附件：全文下载